《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驅動力》 (Social Drive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RISD, 2014
by: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UNRISD)
Source: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index.php?page=view&type=400&nr=1213&menu=1515

筆者前言: 這篇聯合國社會發展研究所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UNRISD) 在2014年所出版的文章主題: 《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驅動力》 (Social Drive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幾乎完全是以社會與團結經濟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SSE)論述基礎，來闡述如何建立與強化社會驅動力的絕對重要性，朝可持續發展目標邁進。

Note 1: 時間銀行(Timebanking)/社區代幣(Community Currency)/數位貨幣(Digital Currency)/地方創生(Community Development)/社區福址(Community Welfare)/社區幸福(Community Well-being)/社區快樂指數(Community Happiness Index)等關聯應用，主要仍是在賦權/賦能社區營運管理單位與利害關係人，彼此夠建立與強化共同生產力 (Co-Production)。請另參: 因應: 【社區發展協會+團結經濟模式的各樣可能】，台灣政府的社會經濟入口網，社區健康照護項目，與社區時間銀行的相關應用?

Note 2: 從國度資源規劃(K: KRP, Kingdom Resources Plan)，社區/社群資源規劃(C: CRP, Community Resources Plan)，及企業資源規劃(E: ERP, Enterprise Resources Plan)等不同治理與營運領域，其社會驅動力的核心價值，社會架構，及目的等，是全然不同的。尤其是在國度治理營運領域，其在台灣社會驅動力的潛力，仍有待進一步建立與強化。請另參: 教會和聯合國共享的五個可持續發展目標, by 行走的巨人, 世界路德會聯合會。

Note 3: 通過社區時間銀行建立社會資本, by 英國劍橋大學劍橋住房與規劃研究中心 (Cambridge Centre for Housing & Planning Research,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K)

這篇中文翻譯只簡易翻譯了本文部份，其相關表格附件並未翻譯。所以，仍請讀者下載原英文PDF來參照閱讀。期讓現有與未來已經在參予推動社區營造/地方創生單位，能夠瞭解如此社會驅動力的必要與重要性，以避免在社會、環境和經濟可持續發展三大基本支柱的發展過程當中，產生不必要的相互排擠作用，而是彼此能夠不斷強化與提升共同生產力 (Co-Production)。而時間銀行系統及計劃項目的建立與應用推廣，主要是在群聚區域性及項目性社會資本/社會力，所知最具果效的工具與項目應用，以重塑社區核心經濟(Core Economy)。不管您在目前或是在未來想要藉由CES時間銀行社群雲(KCE2CES Community Cloud)共善經濟模式，共同參予來建立與強化社區社會資本/社會力的法人與自然人單位，歡迎聯絡我們。

“… 因此，跨經濟、社會和環境領域的政策一致性和響應性對於可持續發展成果至關重要。但政策一致性不僅僅是在不同領域的干預措施的設計和實施中更好地協調。這意味著確保一個領域的進展不會被另一個領域的後果或反應所破壞；成本和收益的共享被認為是公平的——在群體、國家或地區之間；促進增長的政策和技術或效率收益不會排擠福利和可持續性目標；環境保護目標與人類福利考慮相平衡。

社會、環境和經濟可持續的發展(的三大基本支柱)只能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 (參本文結語!)

英中參照閱讀: Social Drive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驅動力)

本文開始:

持續的貧困、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不斷縮小的環境限制和市場波動威脅著世紀之交以來取得的社會和經濟成果。

新的發展議程需要關注症狀背後解決貧困、不平等、社會問題的結構性原因或驅動因素不公正和環境退化，以便為經濟、環境和社會可持續的未來創造條件。

可持續發展之路

包容性和綠色經濟增長戰略主導了當前關於可持續發展議程的討論。本簡報重點關注社會領域中經常被忽視的發展驅動因素，強調它們與經濟、環境和政治變革進程密不可分。它指出了一些已被證明支持變革性社會變革的政策領域，並確定了對促進可持續發展取得進展至關重要的關鍵社會驅動因素。

可持續發展必然是“以人為本和對地球敏感”（高級別小組的巴厘島公報，2013 年 3 月 28 日），以平等權利和社會正義的價值觀為指導，由積極主動的國家和運作良好的機構推動，並形成通過賦權人群的參與。

為了社會可持續，發展必須提供物質福祉，包括良好的健康、教育以及獲得體面生活所需的商品和服務；以及社會、文化和政治成就，例如安全感、尊嚴以及通過認可和代表成為社區一部分的能力。所有這些都與維持生命、健康和福祉所必需的環境資源密不可分。

通過社會視角看待可持續發展超越了對社會問題和問題的關注，而是對推動或維持所有發展成果的社會因素的理解。它側重於社會結構、制度和機構在決定社會、經濟、政治和環境結果方面的重要性（方框 1）。它還強調了發展的多個決定因素之間的複雜相互作用、不同領域的政策和計劃之間的協同作用，以及跨部門、不同行為者之間以及地方、國家和全球各級之間保持一致和協調的必要性。

社會政策可以影響社會、經濟和環境領域的深刻變革

社會政策是政府干預，影響個人和社區的福利。普遍社會保護現在被廣泛認為是促進發展的重要因素，許多國家承諾實施國家社會保護最低標準。除了這種保護功能之外，社會政策還可以
影響經濟、環境和社會領域的深刻變革——支持經濟生產力、提高人力資本、減少不平等和分擔社會再生產的負擔——推動發展成果朝著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框 3）。

這些多重功能展示了社會和經濟政策之間的內在聯繫。具有變革性、社會性政策不能僅限於幫助處於經濟邊緣的人的剩餘作用，例如通過有針對性的扶貧轉移支付。相反，職能之間的整合對於在整個生命過程中為個人提供安全和機會、分擔經濟增長的負擔和收益以及重新分配護理成本是必要的。

對這些更廣泛的社會政策功能的關注不足可能會威脅到其他發展目標的進展——在稀缺的工作或資源上產生社會緊張局勢，損害健康和生產力，或對後代的投資減少。在極端情況下，此類故障可能會導致暴力衝突或導致環境進一步惡化。

除了更傳統的社會政策職能之外，許多國家現在正在設計也納入環境問題的社會政策舉措。這些“生態社會政策”旨在改變行為或為更可持續的環境管理或資源利用提供激勵，加強個人和社區的複原力或適應能力，同時實現社會目標。例子包括現金轉移以減少對環境敏感地區的資源開發區或作為環境服務的報酬；恢復環境退化地區的就業計劃；節能的公共交通或住房系統；以及利用減少能源補貼產生的財政儲蓄來擴大社會計劃。

因此，社會政策不僅在減少貧困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且在促進經濟發展和創造社會包容性社會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它們在確保公平獲得可持續發展所需的環境商品、服務和資源方面同樣至關重要。

社會再生產和“關懷經濟”為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社會再生產是可行和可持續的社會和經濟的基石。它包括（主要是無償和無形的）照顧兒童、病人和老人的工作；確保勞動力健康和營養良好；以及扮演凝聚社會所必需的一系列社區角色——主要是家庭中的女性承擔的責任。然而，儘管在全球發展議程中對性別平等和婦女地位給予了極大關注，但它仍然是一個持續被忽視的問題。在圍繞可持續發展的國家和全球政策討論中，這個問題也普遍不存在。這種忽視的代價包括不平等的性別機會，包括婦女在有償就業中的邊緣化，以及在許多情況下護理質量差或人力資本投資低。這些反過來又限制了經濟生產。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有利於“護理”的政策不僅僅是高收入國家才能負擔得起的奢侈品，而是可持續發展成果的重要基礎。社會再生產的負擔需要分擔：不僅在家庭內部（男性和女性之間），更重要的是在家庭、國家、市場和其他機構之間。

廣泛的公共政策可以影響醫療服務的供應，從社會保護和供給（包括教育和醫療服務）到就業政策、公共交通、住房、水和衛生設施以及其他基礎設施投資。護理負擔的重新分配可以通過公眾對護理工作價值的更大認可，通過保護護理人員和接受護理人員的權利和需求，以及通過培養專業、體面和富有同情心的護理形式來支持。

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對可持續性都很重要。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不平等對增長、減貧、社會凝聚力和其他發展目標的負面影響方式。目前，發展界的反應往往側重於通過旨在平衡人們或群體在試圖確保其生計或獲得基本服務（健康、教育）時所面臨的初始條件的措施來加強機會平等。這種方法特別關注收入分配最低端的人，或因其他原因被視為弱勢群體。

然而，將不平等問題歸結為窮人獲得機會有限的問題之一，忽視了許多決定個人機會、選擇和結果的結構性條件和製約因素。它也未能解決全球金融化經濟中不平等的主要驅動因素。因此，它有可能將解決差距的重要政策工具擱置一旁，例如：

■ 優先創造就業的宏觀經濟政策；
■ 可廣泛使用的優質社會供給、基礎設施和護理服務；
■ 保護工人權利的勞動力市場法規；
■ 積極支持小農農業和農村人口的政策和計劃；和
■ 消除一切形式歧視的政策。

解決分配頂端的財富積累問題，包括通過金融和稅收法規，對於消除極端和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也至關重要。歸根結底，減少機會和結果的不平等很重要——就公平的內在價值和工具性原因而言。當前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不平等的程度和性質限制了經濟增長，破壞了社會凝聚力並引發了社會衝突。不平等的持續加劇危及可持續發展成果的潛在進展。

可持續發展需要創造綠色和體面工作的經濟政策

工資或自營就業是世界上大多數家庭最重要的收入來源。經濟增長自動轉化為就業增長的假設，更不用說“體面的”——報酬和保護的——工作，越來越受到現實的挑戰。創造就業應該是經濟發展戰略的核心目標，而不是被視為次要成果。

以就業為中心的經濟政策方法需要在一系列宏觀經濟、就業、部門和社會政策之間進行協調。這些包括：
■ 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和勞動力市場法規；
■ 反週期財政政策，包括公共投資和公共工程；
■ 產業政策；和
■ 通過公共監管和當地適當的收入利用系統提供和維持穩健的社會供給。

確保創造的工作也是體面的工作涉及解決許多發展背景下的非正規性挑戰。在這方面，包括技能發展、社會保護的擴展、促進勞工權利的有利監管環境、對創業的支持以及加強社會對話在內的政策組合可能會有所幫助。

為了可持續性，就業——以及更普遍的經濟政策——也必須是“綠色的”。 “綠色經濟”已成為可持續發展的一種可能的雙贏方式，同時創造就業、刺激增長和減少對環境的負面影響。相關政策可能包括支持工業和農業中的環保或清潔能源和技術，以及擴大低碳服務部門，包括公共交通和住房改造。基於社區的發展，包括借鑒小農、漁業社區、土著人民和森林居民等的傳統知識和做法，可能有助於創造就業機會、改善生計和保護環境。

社會和團結經濟方法可以促進更可持續的結果

將社會目標（通常是環境目標）置於利潤之前的組織和企業生產的商品和服務；涉及合作和聯合的關係和民主管理形式；並擁護團結、分享和關懷的價值觀，越來越受到發展界的關注。

被稱為“社會團結經濟”，它們通常反映糧食主權、幸福生活和幸福等概念，旨在維護與非炫耀性消費相關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與人與環境和諧相處，提高人們的使命感和歸屬感。

合作社作為一種主要的社會經濟組織形式的歷史經驗提供了以下教訓：
■ 集體組織商品和服務的生產和交換是應對市場失靈和建立復原力的有效方法；
■ 社區可以在提供基本社會服務和社會保障以及管理森林和其他公共資源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 婦女自助團體可以成為環境保護和農業復興的關鍵。

雖然許多政策制定者認為主要是減貧工具，但一些政府最近通過了政策和法律來支持社會和團結經濟的形式。這種支持可以增強其作為一種經濟組織形式的潛力，為整合經濟、社會和環境可持續性目標、通過經濟和政治賦權促進環境和社會正義提供重要機會。

賦權、參與和問責對於確保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產生包容性和可持續成果的社會轉型取決於社會行動者的能動性——尤其是那些被經濟發展過程邊緣化的人被帶入的程度。這需要參與和賦權機制，以及公眾和公眾的問責制。私人機構。

參與機制必須讓弱勢群體有發言權，使他們能夠主張自己的權利、集體動員並對影響他們的決策施加影響。 UNRISD 的研究強調了與可持續發展特別相關的三種參與形式或有組織的努力：

■ 在地方或社區層面調動資源，這通常是
■ 在決策和治理過程中的訪問權和影響力；和
■ 社會運動倡導重新制定關於發展優先事項和途徑的政策辯論。

授權參與的機會可能會挑戰現有的權力結構和關係，為政策和資源的爭論和談判開闢空間。然而，它們對於程序正義（公平決策）和分配正義（公平結果）都至關重要，因此對於實現公平、包容和可持續的發展道路至關重要。

有效參與還需要負責任和反應迅速的決策者和權力持有者，以及透明的機構，無論是在公共領域還是私人領域。政府和企業都需要對公民負責。在公共領域，問責機制是民主治理的關鍵指標，也是改善機構績效和提供服務的關鍵工具。

就企業部門而言，應對增長帶來的社會和環境挑戰需要：
■ 加強國家的監管能力；
■ 提高由非國家行為者領導的環境和社會標準舉措的有效性；
■ 加強申訴程序；
■ 改進對社會和環境影響的測量、監測和​​驗證；和
■ 加強國際法和政府間程序在製定和執行投資者和企業行為標準方面的作用。

邁向可持續發展的連貫政策

上文討論的可持續性的社會驅動因素和維度提供了對廣泛參與者及其行為的複雜決定因素的見解，這些因素將影響任何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權力結構和不平等、治理制度和過程、知識和信仰體系、社會規範和個人或群體行為的激勵因素通常以不可預見的方式相互作用。

因此，跨經濟、社會和環境領域的政策一致性和響應性對於可持續發展成果至關重要。但政策一致性不僅僅是在不同領域的干預措施的設計和實施中更好地協調。這意味著確保一個領域的進展不會被另一個領域的後果或反應所破壞；成本和收益的共享被認為是公平的——在群體、國家或地區之間；促進增長的政策和技術或效率收益不會排擠福利和可持續性目標；環境保護目標與人類福利考慮相平衡。

社會、環境和經濟可持續的發展(的三大基本支柱)只能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