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碳排放到可持續發展目標信用積分：氣候行動與可持續發展的交叉路徑 (From carbon to SDG credits: the crossing paths of climate a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ANDRÉS MELENDRO BLANCO, DECEMBER 4, 2019
Source: https://www.oxfordurbanists.com/oxford-urbanists-monthly/2019/12/3/from-carbon-to-sdg-credits-the-crossing-paths-of-climate-action-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
筆者前言: 社區發展與營運管理，已經必須納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應用，及如何藉由在地與跨域區域性與項目性單位的協同，或說如何建立與強化彼此的共同生產力，以達到社區 17 個SDGs 目標。社區時間銀行 (Timebanking) 的應用，已經是群聚社區社會資本/社會力不可或缺的系統工具與計劃項目。才足以讓在地及跨域 S: Social 社會第三支柱能夠彼此協同，以為驅動其他在經濟與環境的永續發展二個支柱。(請參可持續發展的三大支柱: 經濟，環境及社會 | The Three Pillars of Sustainability: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Note: 稍微看了一下 “The Time Has Come – The KPMG Survey of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2020, KPMG IMPACT, December 2020,” 只能說，若未有社會/社區第三支柱的 SDGs Reporting，與企業端及或政府端的二大支柱協同，建立與強化更有果效的共同生產力。如此的企業端 ESG Reporting 的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真有太多可爭議與改善之處了。
為構建與強化社區時間銀行社群雲 (KCE2CES Community Cloud)，能夠進入社區永續發展社群雲 (KCE2ESG Community Cloud)，繼前一篇在2016年的文章: 一個支持永續發展的新數位貨幣與社區時間銀行 (A New Digital Currenc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TimeBanking)，這篇在2019年的文章: 從碳排放到可持續發展目標信用積分：氣候行動與可持續發展的交叉路徑 (From carbon to SDG credits: the crossing paths of climate a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一個進化接續的閱讀分享。
歡迎現有與未來計劃如何應用社區時間銀行社群雲，進而進入社區永續發展社群雲的區域性與項目性法人與自然人社會單位，與我們聯絡。
本文開始:
隨著本週 COP 25 (https://unfccc.int/cop25) 在馬德里開幕，我想強調的是，氣候峰會不再只是關於第 13 個可持續發展目標 (SDG)：“氣候行動”。相反，為了取得成功，它們現在大多數都涵蓋了聯合國的所有全球目標。
減緩氣候變化必須具有包容性，否則就不會。這是 2019 年吸取的主要教訓。從基多的土著起義到法國的 Gilets Jaunes 運動，如果這意味著進一步挖掘社會鴻溝，人們顯然不會接受減少碳足跡。在厄瓜多爾，抗議聲浪最高的群體是農村土著社區，而在法國，則是農村居民。在這兩種情況下，這些群體都依靠他們的汽車或摩托車來獲取越來越集中在城市中的基本商品和服務。這意味著燃料是他們預算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各國政府現在非常清楚這一事實，並決定至少在短期內取消擬議的燃油稅或維持燃油補貼。民眾的不滿也將催生長期趨勢，例如碳市場轉向更廣泛意義上的可持續性。
氣候變化和可持續性歷來被作為單獨的問題處理。然而，自 2030 年議程和巴黎協定啟動以來，它們一直在緩慢融合。反映這一趨勢的一個具體領域是全球碳市場，在這裡交易排放一噸二氧化碳的權利。碳標準——包括自願的和受監管的——越來越多地將可持續發展目標納入其標準矩陣。溫室氣體 (GHG) 減排項目部門，例如可再生能源、廢物管理和重新造林，確實與可持續發展目標重疊，例如可持續城市和社區，或經濟增長和體面工作。
最近制定的標準——例如 Verra 的 SD Vista 或全球目標的黃金標準——表明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同時解決可持續發展的三大支柱 ( 經濟，環境及社會 |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日益重要。影響貨幣化正在將其範圍擴大到碳定價之外。
對於包含 SDG 指標的碳標準，量化它們的方法需要跨地區標準化，並且在某些情況下需要適應文化差異。可持續發展目標績效指標的構建通常是為了讓各國對實現其目標負責。同樣，碳行業的項目開發商需要對其對當地社區的可量化影響負責，並為推進可持續發展目標提供貨幣補償。
挑戰是在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地區編制項目規模的數據，這些地區通常沒有事先的政府指標。一旦商定了適當的方法，基於項目的 SDG 量化就可以成為發行金融衍生品的基礎，稱為可持續性或 SDG 信用，類似於碳信用。可持續發展目標量化最終是實施基於結果的融資原則的工具。
這些信貸也將是抵消私營部門在特定發展部分的足蹟的一種手段。例如，如果一家公司即使在實施內部預防措施以減輕其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後，仍然影響特定物種的棲息地，它可以購買 SDG 信用額度來資助其他地方保護該瀕危物種的項目。在這種情況下，應採用與緩解氣候變化相同的原則，例如額外性和重複計算。這有助於使 SCR 更可量化、更負責任且更不容易被綠化。
就可持續發展和減緩氣候變化之間的融合而言，可持續發展目標信用只是冰山一角。如果沒有前者，迫切需要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變化可能會一次又一次地引發社會動盪，就像我們在這十年即將結束時所看到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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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és Melendro Blanco 目前擔任 ALLCOT 集團的可持續發展顧問，致力於使減緩氣候變化的項目與聯合國的 17 項可持續發展目標保持一致。他之前曾擔任聯合國人居署顧問和 ProBogotá 的城市發展分析師，這是一家致力於促進波哥大可持續發展的智囊團。他以優異成績獲得巴黎政治科學學士學位和城市政策碩士學位。